向大理福尼亚跋涉

2022年，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我最快乐的24天在大理度过。我参加了一个在偏远农场举行的派对，苍山脚下，人们围着篝火安静地扭动。空气里残留烧焦的味道，火焰快要燃尽了。那是十月的第一天，我想起朴树的歌词：“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

大理是逃避现实的一处驿站，它曾经是“诗和远方”式的。Web3的出现，给大理的“避世文化”带来了新的可能：新技术结合理想主义，让世界更美好。就像硅谷所在加利福尼亚那样。因此人们把大理叫作“大理福尼亚”。我本来是去寻找Web3的，最后却找到了一群像我一样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

一通电话

2022年初秋，我接到了一通叫我去大理的电话。

电话另一头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就在过去的夏天，就在大理，他参与发起了2022年中国最大的Web3盛会。至少2000人来到大理，由嬉皮、极客、理想主义者构成，至少50场活动在大理各处冒出，不是经过组织，在场馆中举办的那种，而是发生在草坪、咖啡馆，或者随便哪条街边。在这些场合，人们当然谈论技术，但也展望人类社会理想中的种种可能。有人比况为1920年代的巴黎，一席流动的盛宴。

也是在这个夏天，我出不了北京，去不了餐厅，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上班。我开始跑步，偶尔有种世界还畅通无阻的幻觉——只要注意避开那些要求扫码的路口。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区被“临时管控”了，我沿着小区绿化带绕了八圈，轨迹图像一颗快要爆炸的心脏。

朋友圈里，这位老朋友一天能转发三则大理的消息，配文：“赶快来大理，赶快上车。”我不懂Web3，但我需要希望的感觉。

9月下旬的大兴机场静悄悄的，很仔细才能辨认出飞机起降时嗡嗡的呜咽声。这不是我第一次去大理。第一次是2020年1月23日，恰好是武汉封城那天。我和妈妈在一个购物团里，被强制购物时，我看到“武汉不明肺炎”的新闻。我从首饰店出来，跑遍药店，到第八家，买到店里最后一箱口罩。回家的飞机上，我和妈妈都戴上了三层口罩。

三年后重返大理，我住进了一个叫做706的青年社区，是它发起了那场Web3大会。它坐落在大理古城南门外，一栋黑白色调的三层仿古别墅。我在别墅里闲逛，社区寄养的一条边牧一路跟着我。最顶层是个宽阔的天台，可以看到洱海和苍山，天很蓝。后院开满鲜花。一楼大堂的茶几上摊着一本打印出来的小说，是一个之前住在这里的18岁女孩写的，主题是性爱探索之旅。

Web3大会过后，这个社区几乎没有空房过。有没订上房的“朝圣者”专程过来拍照，探头问：“你们都是做Web3的吗？”是的，16个房间里，超过一半都是做Web3的。

在2022年之前，他们是程序员，是大厂被裁员工，是化学专业大四学生，是硬件工程师，是连续创业者，是前媒体人，是在柬埔寨开电商公司的，现在，他们都是同一片新大陆的“共建者”。三年前导游带着我买金镯子的地方，如今有了“福尼亚”的后缀。加利福尼亚有硅谷，有科技巨头；大理福尼亚，有Web3，有未来。

一个住客用有些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最后忍不住了，“你干嘛老戴着口罩？”我环顾四周，发现五个人的大堂里，确实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口罩。

我将口罩丢进了垃圾桶。垃圾桶一旁堆放着几个帆布包，印着：“Summer of Wamo（瓦猫之夏）”。它是2022年夏天那场Web3大会的名字。

瓦猫之夏

在大理，无论和Web3有没有关系，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瓦猫之夏”。8月中国最热的那三天，大理正沐浴在16-26度的西南微风之中。整个大理古城都是“瓦猫之夏”的会场。早上9点，赶赴大理的2000人骑着小电驴出门，奔向各个会场。

有人到苍山脚下的某片庄园，坐在帐篷的阴影里，听在贫穷而混乱的非洲国家，当法币不稳定，如何通过Web3为国民提供有保障的理财产品。Web3正是诞生于人们对中心的不信任。

2013年，“棱镜门”曝光，美国政府借硅谷巨头之手，大规模监控本国公民。半年后，Web3被提出：它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每个人就是一个节点，不需要中介机构，就可以实现安全可信的点对点传递，数据主权将回到每个人手中。

连着三天，苍山山腰上的天台咖啡厅聚集了嬉皮，装置艺术家，占卜师，道士，瑜伽老师。一定要总结他们的共性的话，那就是都对现实世界不满。他们从Web3中看到了改变的可能，Web3和嬉皮公社、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神秘学、有机农场都被统统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份ppt的题目写着：“计算机是改造世界的迷幻药”。

更多的活动像是快闪，海报临时制作，临时丢到各个群里，临时冒出一批听众。有人买了两打啤酒，拿了一个纸盒当招牌，在古城找了条街道席地而坐，就开启了一场街头酒会。20多人围成一长排，就这么聚到凌晨两三点。

“瓦猫之夏”的高潮是一场闭门酒会。在一个带泳池的别墅里，举行了一场NFT拍卖会（可以粗糙理解为数字化的艺术品），卖出55件，共计36000元。在古典乐里，人们走来走去，递名片，吃自助餐，觥筹交错。每个人手里都有个大项目，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朝阳般的神情。

到大理的第二个小时，我正在706二楼走廊跟人聊天，一个男人趿拉着拖鞋，长发结成一绺绺，从房间里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他应该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但仍然搬来张躺椅，叉着腿坐了下来。他叫ren，之前在谷歌做工程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人管他叫“教主”——是他和其他筹备组成员一起力挽狂澜，使原本该被叫停的“瓦猫之夏”载入历史。

“瓦猫之夏”最传奇的一天不是举办的那一天，而是被叫停的那一天。

那是2022年8月16日，大会开幕三天前的中午12点，“瓦猫之夏”筹备组的12个人在开视频会议，开到一半，有人接到派出所电话，说考虑到疫情，决定把“瓦猫之夏”叫停。大家都愣住了。最先回过神的人给大理州州长（他们唯一的政府关系）打去电话，州长表示无能为力。ren气得骂脏话：“妈的老子干了这么久，准备了这么多，你说取消就取消了？”

一个月前，ren和几位朋友招待了几位从北上广深“逃难”来大理的Web3从业者。春天，他们封得受不了了，夏天，他们热得受不了了。大理，迄今没有经历过一次封控，一如既往维系在人体友好气温。朋友们说，Web3就应该发生在大理。

聊到位了，也人多势众了，回来就拉了个黑板，说要搞就搞个大的，搞他个1000人！谁去搞钱，谁去搞媒体资源，当场就找来各自的熟人：大理在地社群的，短暂旅居的，远程参与的，拉起一个100人的筹备群。有人是做音乐节的，有人是开剧本杀店的，有人是建筑师，有人还在上大学，近一半的人都和Web3没什么关系。

所有东西都聊完了，突然有人反应过来：这事儿是不是还要搞钱，钱怎么办？

一个朋友说，他个人就能资助100万。大家信心倍增。后来他也没给这100万，但100万的众筹目标就这样立下了。在众筹公告里，ren写道：你将在苍山脚下，在一片玫瑰庄园的一顶顶帐篷里，谈论“创作者经济”“加密朋克”“数据和隐私”“公共物品”，总之，是Web3如何使世界变好的一切。走出帐篷，你可以冥想，飞盘，滑板，听电子乐派对。

很多人说，是公告里反复出现的“正外部性”（意味着你对这个世界是有正向性的），吸引到了他们。有人在Web3的微信群里发：“确保Web3发生在大理”。很快就有人在下面跟：“确保Web3发生在大理”。从队首到队尾，整整齐齐排了五十条。一个月内，整个中国的Web3圈子都被搅动了起来。“瓦猫之夏”的1000张门票被一抢而空，距离100万的众筹目标只差最后的几千块。

但在接到叫停电话后的两小时里，像传染一样，每个人都冒出了一种不敢让别人知道的情绪：ta如释重负了。

最初几天，“瓦猫之夏”试图贯彻“去中心化”：负责人，没有，组织架构，没有。每天开会，但什么都推进不下去。有天到了半夜12点，觉得实在不行，总算商量出来：大会要有一个统筹组，是最高决策机构；统筹组之下，分“策划组”“会务组”“票务组”“媒体组”“外联组”等。第二天投票选组长，很多人之前互不认识，就凭感觉选。

于是投出了一些堪称“负资产”的人选。有的在其他人都加班的时候，朋友圈晒旅游的照片。有的打着“瓦猫之夏”的旗号，在外招摇撞骗。有的什么都不懂，还爱说教，组员忍无可忍，“跳起来指着鼻子骂”：“XXX，你傻逼！”

会务组尤其焦头烂额。提意见的人很多，干活的人没几个。已是活动前三天，还有几百张椅子没搬完。听上去搭帐篷不是多难的事，两个帐篷却搭了一天一夜。还有谁也没想到的问题：在帐篷里搞活动，充电怎么办？淘宝问了一圈，只能从上海寄来移动电源，费用上万。一个会做电工的朋友说，他可以来搭电线。这安全吗？其他人忧心忡忡。

他们都曾默默祈祷过活动取消，而现在，祈祷成真了。看上去，“瓦猫之夏”就要走向终结，但视频会议没有终止。两小时过后，一个新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这一天的余下时间，派出所一个接一个地给ren打电话。他没有理会，和另一位筹备组成员一起关在房间里，斟酌“变更公告”的措辞。他那时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公告里，他尽量使语气轻松一点儿，积极一点儿。他先说明，活动因不可抗力取消，接着说，很多人已经来到大理，一些小规模的自发活动也确定举办，我们支持大家以分布式非官方的形式发起活动。

最后他写道：“今日的见面并不是Goodbye，see you soon.”

三小时后，公告被贴到了各个微信群里。第一个回复的人表示支持。第二个人更嗨了，他鼓励道，会搞得比之前更好的。有疑虑的私信ren，他统一回复：“就这么搞，没问题的。”捐款和门票钱一一退回，有些人坚持不收。一张自发活动的共同协作表格建了起来，很快填到了第50行。

有人是听说活动叫停的那一刻，才下定决心买了来大理的机票。真正以去中心化方式举办的Web3大会，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他想见证它的发生。

发完公告后，人们聚集到一楼大堂。大会的宣传物料刚刚寄到，还没拆封，如今已是废品。但大家决定“还是要看看我们成功一半的成果”，将海报和立牌平铺在706门口，一个巨大的健康码放到了最顶端，美名其曰“防疫镇宅”。有人举着牌子跳舞，有人光着脚在上面跑来跑去。一个脖子受伤戴着护具的朋友走了过来，大家指着他的脖子，高兴地说：“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我们‘中心’被去掉了！”

过去十年，706是一撮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高地。读书沙龙每周末在北京举行，谈自由，谈公民社会，辩论中国往何处去。2020年初，706总部以防疫之名被关停。分部散落到全球各地，其中一处就在大理。两年前来到大理时，ren一个程序员都没见到。他是706大理的一号住客。如今，大理成为了奇迹发生的地方。

在二楼走廊，他花了两个小时，向我动情地回忆“瓦猫之夏”。但此后，他并未进入Web3行业。他手头一个项目都没有，甚至，工作也没有。他正在写一本“如何通过认知改变世界”的书，没人知道写了多少了。

奇迹之后

在大理的第一周，我每天都在约Web3人见面。有时在餐厅，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某场聚会的间隙，唯独没有一次是在办公桌前。严格来说，除了共享办公空间的流动工位外，大理的Web3没有一张“办公桌”。编辑问我，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做什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大理的Web3主要是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可以更通俗地理解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不完全统计，“瓦猫之夏”后一个月内，大理至少涌现出上百个DAO。

在大理之外，Web3包含更多的是金融概念，比如Defi（去中心化金融）、Token（同质化代币）和NFT（非同质化代币）。但在大理，这些名词常常被视为投机的产物。StepN是2022年全球最火的Web3项目，用户先购买跑鞋NFT加入游戏，再通过跑步赚钱——赚新用户的钱。如果有新用户持续加入，循环就能持续运作。有大理Web3人直言不讳，称其为“庞氏骗局”。相信经济回报而非相信精神理念的，都被大理人斥为Web3的异端。

当然，大理的DAO也想共同做成一件事儿。有的DAO想做“Web3 College”，教授Web3知识。有的DAO想做创作者社区，创作者将文章铸成NFT售卖给读者，读者则通过NFT的转手带来收益。还有至少三个DAO想做“Web3的大众点评”，和大众点评不同的是，用户能根据活跃度获得积分奖励，如果有一天积分能以代币的形式发放，用户就能赚钱。

只不过，它们还都只是愿景。我很难像访谈一个互联网员工一样，问出项目进展到哪了，问出他们的OKR是什么。他们更愿意使用一些大词，比如“自由”“主权个人”“改变世界”，勾勒那个愿景的模样。

有个女孩的项目叫作“Noah2022”：“Noah2022立志建设一个由真正的主权个人组成的真正属于信仰者和建设者的城邦，一开始可能只是一艘小船，但通过有机的生长和建设，我们会成为新旧世界交接的诺亚方舟。”大部分时候我不能听懂，但她目光热烈，我也不得不提高音调，一次次用“wow”来应和她。

我参加了大理的一次Web3“联盟会议”，以上项目都来了。会上，每个人都有一种兴奋到有些凶猛的神情。期间，一条大黄狗从门外冲了进来，逡巡一圈。没几个人注意到这起小小的事故，创始人继续发言，其他人继续紧紧簇拥在他的周围，说，“我现在就想加入了。”

这些场合有种宗教式的热情，但我得承认，它对我来说是痛苦的。想到他们谈论的Web3还飘在空中，和现实鲜少相关，我就无法全然融入那种氛围。创立“Noah2022”的那个女孩见我坐在外围，边对着发言人连连点头，边朝我摆手，示意我坐近一些。我蜷缩在角落里，感到自己离人群越来越远。

唯一一个接近落地的，是一个做社区徽章的项目。当你在社区里做出贡献，你就会收到印在区块链上、永不被篡改的徽章。一旦你从一个社区迁移到另一个社区，只要不同社区间的徽章可以互认，你就自动获得了信任背书。也就是说，那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量化和回报的“好事一小件”，总是能够被认定价值。

这个项目从大理生根，走上了哥伦比亚的开发者大会的展演台。我记得访谈时创始人的神情，透过圆圆的、严肃的镜片，他从电脑里抬起头来，有些羞赧地向我展示这个还在内测的应用界面，在新世界里，两排亮闪闪的徽章别在了他的胸口。

“真的有人来大理是做Web3吗？”我和一个从上海过来度假的投资人闲聊，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Web3是建在虚拟货币之上的，一个真正的Web3项目，必然要有虚拟货币的流通。2017年，ICO（首次币发行，可类比为IPO）被国家定性为“非法公开融资”，2021年又出台了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的“全面禁令”。也就是说，在国内做Web3，等于缘木求鱼。有数据显示，2022年9月，中国大陆关停了47个Web3项目。

那些大词汇再次跳入了我的脑海。我想起一个Web3人听说我是干媒体的，朝我会心一笑，“愿意做媒体的人和愿意做DAO的人，大概率是一帮人。”我们的愿景里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没有巨头垄断，没有极权统治。和现实相比，Web3编织了一个甜蜜的梦境。或许人们本就知道很难做成，因此愿景足够宏大，足够遥远，留出了足够久做梦的时间。

一个复旦历史系的女孩跟拍了“瓦猫之夏”，她回到母校，和导师讲述了这个夏天的见闻。这位经历过文革的教授说：“你们是在认真地过家家。”

大理畸人

在大理的第一天晚上，我访谈结束，回到四人间，见到了我的舍友。还没聊几句，他说，“我喜欢看美女，喜欢找机会和女生做爱。”我很久没听到这么直白的话了。接着他说，之前在北京，夜店圈太“卷”了，个个都是高富帅，让人自卑，就期待来大理找回自信。在大理这一年，他一共没去几次。

他在大理没有固定工作，上编剧课，教人理财，也为失恋的女孩做“情感咨询”。去年夏天，他也被“瓦猫之夏”激动人心的气氛感染了，从头自学“比特币入门”。学到第三页哈希函数，他放弃了。

“我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探索，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性。”他从床上跳下来，开始收拾行李。这是他在大理的倒数第二晚，后天他就要离开大理，去广州学做DJ。他说DJ一定可以提升他的性魅力。

我后来在大理见到了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我和想做“Web3的大众点评”的某位创始人在一家素食餐厅见面，出家人进进出出，他浑然不顾，主动说起他实践的是开放式亲密关系。他和妻子和恋人，一同住在大理的一栋别墅里。他还将一个人类学博士介绍给妻子date。他正“努力推进”将这个男人也接进别墅。

我又来到一个共享办公空间，想访谈“数字游民DAO”的创始人，却发现这晚来找他的不止我一个。有三位女士邀请他去喝酒。“这是一个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聚会，”带头的女士笑声爽朗，“不过——我们同样欢迎直男同胞！”

创始人抱歉地转头面向我：“不如……我们一块去喝酒吧？”

我们来到一家叫做“Love Wins”的酒吧，坐在挂着彩虹旗的门口。起初只有四五个人，但不断有人加入，于是桌子不断从旁边挪来。有中年男人路过，迟疑地观望一会儿，然后飞速离开。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见面。一个漂亮女孩越过所有人，问长桌对角线那头的另一个漂亮女孩：“我可以要你的联系方式吗？”

发起人宣布：每个人自我介绍后，其他人都要猜测ta的性取向，猜错的喝酒。在这张长桌上，我第一次听说了“第四爱”（男女社会角色互换），第一次听说了“纸性恋”（只喜欢二次元虚拟人物，对人类毫无兴趣）。我频频猜错，只能频频喝酒。

坐我对面的是想创立“Noah2022”的那个女孩，她说她曾以为自己是百分百直女，但现在开始和女生date。她刚从父母安排的证券公司辞职，入场Web3一个月。她因为激动而语气颤抖，“我们作为女性，对父权制不断地反思，你会发现已经尾大不掉了，你想去重建它是以卵击石。然后，它已经是一堆垃圾了，你为什么要重建它？”她说我们都要勇敢拥抱新世界。

我发现她少了一颗门牙。她注意到我的目光，解释说是她骑车摔的。她说只有在大理，人们不会问她怎么了，而是问：“哇，这是你的造型吗？”

后半夜降临了。酒酣耳热之时，发起人举起酒杯，大声说：“今天，Pride DAO成立了！”

我是来大理寻找Web3的，找到的却是另一样东西。在大理，DAO甚至和Web3没什么关系了，你可以叫它随便别的名字：公社、同盟、共同体。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过气媒体人，“糊逼”（大理专属名词，指“落魄的亚逼”），抑郁症患者，都可以组成一个DAO。如果社会上盛行整齐划一的价值观，DAO秉承的就是另一种：它接纳在队伍里不够整齐的人。

向我科普“糊逼”的，是一个外号叫“大理街溜子之王”的人。他也有一个自己的DAO，叫“dalimates DAO”，主要活动是带人上山采蘑菇。他叫我去酒吧喝酒，他说他和酒吧老板很熟，可以喝到免费的鸡尾酒。

两个女孩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女孩面色惨白，像美发店手册里的模特，她甩了一本小册子一样的玩意儿到桌面上（经她提醒我得知这是诗集）。“你不是爱诗么？喏，120块卖你。”她说。

他低头滑动着手机，说他没钱。“看微信余额。”女孩命令道。“160块。”她朗诵了出来。“这钱我还要明天吃饭的。”他说。“你不是说有人请你吃饭吗？”女孩说。我想起来约他吃饭之前，朋友问我是AA还是我来请客。女孩又要看支付宝。“0.06块。”这次他抢先女孩、得意洋洋地读了出来。

女孩仍不甘心，她将脸一格格转向每个人，吐出的电子烟的云雾也扑向每个人。我看不懂他和女孩的关系，但像误入他人的卧室，我本能地想后撤。这时，他也抬起头来朝向我：“你不是想了解亚逼吗？买买亚逼的诗集。”这一幕太他妈荒唐了，我心想。

我最终也没喝到那杯免费的鸡尾酒。

到大理的第二天，我真的闯进了别人的卧室。我和ren聊天时，一个00后男孩也加入进来（在大理，我常常和一个人聊着，然后周围出现了一群人）。这个男孩在大理躺着，没有工作，在“瓦猫之夏”时主要负责搬凳子。他之后要回家一阵子，房租照交，听说我住着条件一般的四人间，爽快地叫我免费搬进他的高级套房。

他已来大理一年，房间被改造得像家一样：床头是一个塞满辣条和饼干的零食盒，冰箱里整齐地排列牛奶和碳酸饮料，四处散落猫爬架、逗猫棒和养过猫的遗迹。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我和房间的主人只见过一面，我连睡觉都有些束手束脚。

等他回来，我仔细检查每个角落是否物归原位，战战兢兢地交还了房间。他哈哈大笑，说这个社区有“沙发客”的传统，如果我愿意，他能在客厅给我铺个床垫——看我访谈时认真做笔记的样子，他认定我这人不坏。

以上每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几乎不知道他们的过去。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互喊昵称，有时要通过我，一个人才知道同住了一个月的另一个人，“原来她也是做Web3的呀！”正因如此，人们可以毫无负担地相识，社交规矩消失了，人与人之间坚固的边界也消失了。

我第一次参加社区的集体活动，是在来大理一周后的内部聊天会。周一晚上8点半，在别墅一楼大堂固定召开。此前我每天中午前出门，半夜回来，没多少时间待在社区里，也鲜少和大家有“坐下来聊Web3”之外的交集。这天有10个人围坐一圈。很像互助会，住客互诉衷肠，讲这一周的所做所想。

想到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发言，我正紧张地独自打着腹稿。轮到我，我只能如实回答：我很羡慕在座各位的松弛，相比你们，我活得太压抑了，像带来了一股“北京的气息”。

短短的沉默后，一个人举起了手，“我也是从北京来的。”然后是下一个，下下个，传导出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才发现，这里近一半人待过北京，剩下的多来自沪广深。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每个人都能在我的朋友圈中找到原型，但在这个平行时空里，他们最终都来到大理。

我感到亲切，但又好像有一层无形的结界。平行时空的朋友们建议我：放松一点，和大家共同生活两天。

逃避生活

我成为了一个笨拙的初学者，社区的同伴如何生活，我就如何生活。我没租小电驴，坐遍了每个人的后座。有时我会借用社区门口的那辆山地车出去兜风，它的主人出了远门，最后的叮嘱是：“钥匙就插着，谁想骑就骑走，最好被偷走。”

我参加了很多聚会。大理夜夜都有聚会。聚会可以在任何地方：共享办公空间晚上会聚集一群跳Swing舞的人；社区的一楼拉来LED灯串和麦克风，某个并不住在这里的访客掏出吉他唱歌，路过的人都能点上一支；二楼走廊常有快闪的酒摊，搬来沙滩椅，放倒四肢，喝一款罐身印着“悲伤蛙”的啤酒，边牧淌下口水，或许它也想大醉一场。兴之所至，一个元宇宙建筑师会给每个人戴上VR头盔，玩一款踩着节拍砍杀空气的游戏。十月的第一天，我去了一个声称叫“电子音乐节”的派对，在苍山脚下某个农场，人们围着篝火安静地扭动。我见到了这三年来最多的外国人。空气里残留烟草烧焦的味道，火焰快要燃尽了。

我和大家一起聚餐，天气好的时候爬山，在下雨天参加“首届外卖大赛”。去哪里我们都不做核酸，不戴口罩，不扫健康码。组织活动的常常是ren，我发现他并不总是把“改变世界”挂在嘴边。他正在贯彻他的“做人计划”，连续健身一个月。

白天他很难起床，每到晚上，他开始在社区摇人陪他去健身。有天晚上10点半，我跟着他冒雨打车去了健身房。健身房在一处偏远的废弃厂房，无人把守。他用卡刷开门禁，我们随他鱼贯而入——我有些明白大家为何热忱陪他去健身了。“改变世界，要先从改变自己做起。”在跑步机上慢跑1小时后，ren气喘吁吁地说。劝人健身他都有自己的一套。

我和嘉多是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变成朋友的。

核酸队伍很长。前面那位大哥在高声打视频，他原地旋转一圈，视频也跟着旋转一圈，“看看，这么多人。”对面似乎也在做核酸，而他获得了这场竞赛的胜利。后头是一家三口，女孩看上去还在上幼儿园，她拉着父母的手，用娇嫩的嗓音问：“单管还是混管？”“是咽拭子吗？”

做核酸前，我和嘉多已经共度了半天，话题围绕Web3。她染一头绿汪汪的头发，像美剧里的女高管，回答每个问题时专业，简短，同时冷漠。但此刻她突然问我：“你喜欢做核酸吗？”

“怎么可能？”我后退了半步。她被我的巨大反应逗乐了，半蹲下来，从胸腔里传出“哐哐哐”的笑的回声。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在这样一支核酸队伍里说“我讨厌核酸”像是出柜，但出柜成功就能得到一个朋友。

我们交换这个春天彼此的生活，发现城市静默时我们都在骑共享单车。骑单车不用做核酸。我会骑7公里去吃一家就算天下大乱也坚持营业的螺蛳粉，她的目的地则是离家15公里外一家据她说全深圳最正宗的烧鹅。她有哮喘，但她骑自行车骑得比电动车还快。心率升到180的体验爽极了。

雨渐渐下起来，一股尘土的味道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她说起了一桩死亡。在她深圳的小区被封了14天后，她逃回了老家。她误入了一个道观，那是道教的某个节日，法师在念经，信众在叩拜，她就在这时收到深圳舍友发来的消息：隔壁城中村封了两个月，有人受不了，跑到了他们小区最高的那栋楼的天台，跳下来摔死了。她因此来到了大理。

我们撑开伞，暴雨顷刻如注。队伍挣扎了一会儿，又很快恢复了秩序。人们一个接一个，温顺地张开嘴。

另一个女孩陪我和嘉多走到了核酸检测点，但她实在受不了排队干这事儿，独自先回家了。我们是在那次社区聊天会认识的，她中途闯了进来，没有前情提要地一口气说下去。她说她即将毕业，但她真的不想回北京。“我就是逃避。”她越来说越来气，开始呵斥自己，“我已经逃避很久了，我从21年开始搞Web3，一直搞到现在，就是因为我在逃避。”

我后来和她熟了起来，逐渐明白她在逃避的是和我一样的东西。疫情刚爆发时，她被关在家里，陷入抑郁。最想死的时候她放弃了出国，“在外国找工作肯定要努力，我已经没有能力去努力了”。最想死的时候她还想去国企。至少在国企，她永远不会被开除。

回到学校，小卖铺关了，自动售货机售罄了，想喝水的时候她只能去接很烫的水，她记得那股水锈味。不让堂食，她去食堂打饭回来，在昏暗的宿舍里吃。舍友总是拉上窗帘。她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方式是做核酸。

“除了Web3，所有其他的选择对我来说都是地狱式的。”不知道是不是东北人的缘故，她语速极快，还能从中提炼出一种苦涩的幽默来。一个月里总有那么几天，她申请以“洗牙”为由出校。学期还没结束，她就被学校赶回家了，她说这叫“解决有问题的人”。

我问什么是“有问题的人”。“有些学生可能会怎么样，”她做了一个握拳抗议的手势，“然后就把我们弄回去，这样的话管理起来就很容易。”

聊天会上，人们好像被她说的“逃避”点着了，声音从大堂的各个角落争抢着冒出来：

“我觉得可以逃啊，为什么不逃？”

“你都来到大理了，应该给人一个逃避选项。”

“人的出生已经不可逃避了，逃避一些其他的事情又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有一个解决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你不想它就不存在了。”这句是ren说的。他建议大家去读一本叫《逃避统治的艺术》的书。几乎每个访谈对象都向我推荐过此书，堪称“大理福尼亚”的圣经。人们通常认为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野蛮而落后的，这本书的作者却说，山民们是刻意为之，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过去这一年，我的失眠问题越发严重。即便是凌晨三四点，也总有新的新闻，新的求助。有时我做噩梦，梦里第二天我就要出差了，却还没做核酸。

在大理，失眠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半夜，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就能遇到另一个漫无目的的同伴。那时候连蛙鸣都休憩了，天却并未全黑，是一种极深的墨蓝色，像海洋。还有烧烤摊亮灯，我们去吃烧烤，或结伴回去。一半人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我，ta抑郁过。超过五位说ta尝试过自杀。我们互相安慰，这年头不发疯也不容易。

社区公告写着来大理706必做的五件事，第一件：发起一次活动。在来大理的第22天，我终于完成了它。我组织了一场飞盘。最初我在群里发起接龙，响应的人不多。后来我改变策略，在大堂邀请出现的每个人。大家都先迟疑一下，也许是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晚本来要做的事，然后就答应了——好像也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我召集到10个人，骑着小电驴奔赴洱海边。在北京时，有次拼场玩飞盘，防守我的顺义妈妈在我面前一边张牙舞爪，一边呵斥我“懂不懂规则”，令我对这项娱乐活动满怀负担。洱海边，我们找到一片草地，书包和水杯放到四角，就当作边界。几乎所有人都是零基础，也没什么好胜心，ren仍穿着他的拖鞋上场。地势高高低低，我们像第一次上天的飞机，时而俯冲，时而爬升。

草草打完比赛，我们乐此不疲玩“随便往天上扔一个盘看谁能接住”的游戏，我想旁观者视角里应该和逗狗没什么区别。天已经黑透了，我们打开手机闪光灯，萤火一样映在每个人脸上。没有人喊“停”。

有一天，我在零点前回到了社区，大堂罕见地空无一人。我逗了会狗，在沙发上躺下来刷了会手机，去后院转了一圈又回来。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有人回来了，我起身打了个招呼，然后心满意足地回了房间。我从未如此渴望和人待在一起。

分别时刻

9月末的一天，几张图片和视频在大理微信群流传：“南五里桥清真美食街确认两例，现已封闭”。每个人都明白省略了什么。活动纷纷取消，风声鹤唳的人们开始买菜囤货，行动可谓熟练——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是数月前从北上广深逃难过来的。

就在此刻，“大理福尼亚”变回了大理。一个朋友说：“利维坦来到了大理。”

我想起来，前些天我进城去拜访一个当地朋友。大理的城区像任何一座步子迈得过快的三线城市，到处都在施工，从30楼望出去，苍山被高且密的楼群挡住了。朋友在大学做行政老师，学生们抱怨三年都出不了校门，她抱怨随之而来的加班而没有加班工资。他们从未听过Web3，也从未听过这群人的存在，只知道一些楼盘被外地人炒得厉害。“大理福尼亚”在他们口中叫“古城镇”。

我回房间收拾行李，准备随时离开。不到半小时，房间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社区的房间就像酒店一样，房卡，一次性牙刷，白色的床单和被套。离开可以是一瞬间的。

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等待，看着其他城市正在发生的事。到处都有人被转运，被隔离，被抢走宠物。我强迫症似的反复刷新北京健康宝。这一天毫无色彩，但身旁有人总比没有好。当确认疫情没有扩散后，我们几乎是彼此搀扶着上了楼。朋友说：“你不知道幸运什么时候就会消失。”

我陪嘉多做核酸的原因是，第二天，她就要离开大理了。

第二天是我的生日。我们唱过生日歌，吃完蛋糕，送嘉多离开。半个月后，她要飞往以色列，读犹太大屠杀研究。2019年夏天，她在耶路撒冷参观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一个椭圆形的、教堂一般的穹顶，挂了600位大屠杀遇难者的黑白肖像，照片在水面上投出倒影。这么荒谬的事情，靠着一点点击溃民众的心理防线，他们居然做到了，她觉得这场屠杀就是个“大型的工程管理系统”。她想弄明白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要到很久之后我才醒悟过来，那是告别的开始。之后的两个月，有人去了巴厘岛，有人去了新加坡。有人要去泰国学正念，被盘查一番后总算过了海关，朋友圈里每天都发在夜市和雨林大笑的照片。更多人准备走。就连看上去已经完全被大理俘获的ren都说，他总有一天要回美国的。他老说怀念在美国飞叶子的感觉。

老时间老地点，社区聊天会又开始了，人却换了三分之一。面对着新的同伴，我说过去我以为，我到了一座城市，我就会在这座城市永远留下来。我交了一个朋友，ta就会在我生命中永远留下来。最近我明白，一切都是临时的，你没办法在一种临时掩体般的生活中追求什么确定的东西。在大外流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选择。

人们说起了很多离开的名字。借我房间住的00后男孩脸皱了起来，他说他会抓紧一切时间，“疯狂地天天鬼混”。ren耸耸肩，他说只要你经历过一百次，分别就会变得没有感觉。

每天都有新的告白，新的人物关系。crush在大理如此容易，使分开也不再困难。大家都知道，来年春天已不会在一起。假期终究会结束，自己终究要走，从未以为自己在这里过的是现实生活。

我在大理认识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9岁男孩。2022年夏天，他放弃了高考，像参加夏令营一样来到大理。他误入了一个北大校友的聚会，当上了一个项目的运营主管，住进了那个实践开放式关系的Web3创始人的别墅。

我照例问他有没有出国的计划。

他说他想去澳大利亚留学，不过，“我们家庭状况确实不太好，可能……都很困难。”我们去一家人均150元的庭院餐厅，翻菜单时他踌躇了很久。他的爸爸干体力活，妈妈靠销售提成，濒临失业。他们借给了舅舅一大笔钱。他还有个弟弟。他在Web3的两份工作都没有收入，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妈妈的银行卡副卡，每月额度1200元。

他茫然地看着大家离开，他还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行动失败

10月的大理睽违许久，迎来了新的新闻。几位女性Web3从业者发起了“骄傲城市漫游”，欢迎所有对LGBT群体友好的人士参加。我没想到此时此地，居然还能有这样的活动发生。活动临近这一周，人们总是在谈论它：发起的女孩们在手背上贴上彩虹纹身，碰拳为盟；调酒师开发了一杯叫做“骄傲椰椰”的无酒精饮料；小红书博主呼吁粉丝们都来玩，绝不收一分钱广告费。每天都有人在群里分享全球各地的影像：人们身披各种颜色，在街上亲吻、欢呼、挥舞旗帜。

我本来即将离开大理，一个女孩看着我说：“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参加。”我将机票改签到活动后第二天。

当天，10月12日，我正和ren在某处后院聊天。四小时后，这里将成为漫游的起点。调酒师走了进来，脸色很白。他说他刚在派出所待了一个小时，活动被取消了。还有至少三个人先后接到了电话。

组织者们立即调整了方案，改成小范围的房车露营，支起天幕和挂灯，在湖边玩水枪，看夕阳。两小时不到，又有人接到了电话：你们是不是打算改成小范围的房车露营，支起天幕和挂灯，在湖边玩水枪，看夕阳？

“不要和我们玩花样。”电话里的人说。“大家保重！”与之有关的每一个群聊都匆匆解散了。据说，那家叫做“Love Wins”的酒吧门口的彩虹旗也被扯了下来。

在本该城市漫游的夜晚，我们一行五个人去酒吧喝了顿闷酒。没有什么“骄傲椰椰”了，只有被装在一桶桶机器里的、丰裕到多余的普通扎啤。我们努力假装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像计划的那样，给彼此涂抹亮片，在脸颊和手背画上彩虹的图案，在镜头里挤出最大的笑容。而后笑容随手机一同被收进口袋。我一杯接一杯喝，脸颊烧到通红，大脑却像打了个漫长的寒战。我听见有人说，“原本这会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啊。”

我几乎一夜未睡。我回到了北京，眼看着彩虹一点点剥落，褪色，一周后，彻底不见了。

*文中访谈对象均为化名

作者———吴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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